１ 前言
进入21世纪，全球能源格局正发生着重大而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开局的第一个10年经历了油价爆涨和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衰退，使能源变化具有了许多特点。在基础能源(煤、油、气等化石能源和核电、水电等一次电力)中煤炭消费量的变化又很有特色，分析这一问题对于理解一次能源演变规律，对认识在比较困难的经济背景下不同国家能源构成的走向会有重要启发。在以下分析中，煤炭和一次能源消费量数据尽量引自BP世界能源统计2010(简称“据BP”或不再注明出处)，在少数引用其他数据时特别注明出处，这样可以避免系统误差。
2 在油价持续攀升时煤炭消费量的增长
2.1 1999~2005年期间
20世纪末国际原油价格开始从15美元/bbl左右攀升。以2009年美元值计，美国WTI原油年均价(下同)在1998年为14.38美元/bbl，在2000年为30.37美元/bbl，2001年回落至25.93美元/bbl。此后便开始持续抬升，2007年达到72.20美元/bbl。直到2008年7月曾达到每桶140余美元的瞬时报价，此后又急剧下跌，但全年均价仍达100.06美元/bbl。2009年该油价为61.92美元/bbl。
油价急剧而持续的抬升必然影响到经济，但因宏观上仍处于经济发展的上升期及其他多种原因，这种影响并没有直接表现为GDP增长率的明显下降，甚至没有表现为石油消费量的明显下降。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2002年全球GDP增长率为3.0％，2004年为5.1％，2005年为4.8％。但油价持续攀升还是迫使某些竞争力较弱和/或高耗能企业采用煤炭作为能源以替代成本较高的石油。从1995~1999年油价“正常”或偏低时期看，消耗煤炭较多的亚太地区煤炭年均增长率比同期一次(基础)能源低1个数量级；由于欧盟具有煤炭消费量及其在一次能源中比例双下降的长期趋势[1]，且北美煤炭消费量增长也很慢，导致该期全球煤炭年均增长率为负值(见表1)。但1999~2005年情况发生了变化，世界煤炭消费年均增长率比一次能源高出1.7个百分点，而亚太地区竟高出2.31个百分点。
1999~2005年煤炭消费年均增长率表现出地区间的巨大差异(见表2)。亚太地区最高(7.87％)，中东次之(5.24％)，后者主要来自该区非石油输出国煤炭消费量的猛增。南美和非洲产煤量低，2005年分别占世界产量的1.61％和4.88％，后者又主要产于南非(占世界产量的4.78％)，由于运输基础设施不足，想较快增加煤炭消费量也有困难。欧亚区煤炭消费量年均增长率最低，但应注意到它是由前期的负值变为正值的。以欧盟5个耗能最多的国家(德、法、英、意、西)计，1995~1999年煤炭消费量年均增长率为-3.24％，而1999~2005年却转为1.02％，其增加应该说是明显的。从不同类型的国家看，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经济结构以高耗能部门为主，在高油价下降低成本的压力最大，以煤代油的倾向更明显，1999~2005年煤炭消费量年均增长率高达7.60％。由欧美和亚太地区经济较发达国家(日、韩、澳、新西兰等)组成的经合组织(OECD)该期年均增长率为1.43％，而其中很多国家之前为负值。
2.2 2005~2007年期间
油价的持续大幅攀升仍未能使GDP增长率下降。据IMF统计，全球GDP增长率在2006年、2007年分别为5.4％和5.2％[2]，但世界一次能源消费年均增长率由1999~2005年的2.65％降至2005~2007年的2.61％。高油价带来的能源成本急升迫使全球都增加了对更便宜的煤炭的需求，导致煤炭消费量与一次能源消费量年均增长率之差由上期的1.7个百分点增至本期的2.1个百分点。各地区间的变化总体上继承了上一期的态势，仅有小幅调整。值得注意的是，北美(其在各大区能源和煤炭消费中都占有重要地位)的美国和加拿大在此期间都出现了降势。独联体国家由于内部趋稳和能源出口价格抬升而恢复了发展势头，煤炭消费量年均增长率出现上升。这些因素综合导致2005~2007年全球煤炭消费量年均增长率比1999~2005年略有上升。
3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煤炭消费量的变化
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爆发，并迅速影响到全球。由于统计上的原因，很难得到系统的以半年为期的数据，故以2008~2009年的数据表示危机以来的变化，显然这种变化至少要延续到2010年。
首先，全球GDP的增长明显下降了。据IMF统计，全球GDP增长率在2008年为3.0％(实际上是前期增长和后期下降的平均值)，2009年为-1.1％，2010年预测为3.1％[2]。与之相应，2007~2009年全球一次能源年均增长率为0.18％，是约30年来的最低值，而同期煤炭消费量年均增长率为1.47％。
这期间新兴市场及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速也有所降低，但普遍高于OECD国家。以2008~2010年(2010年为预测值)3年的GDP增长率计，新兴市场及发展中经济体为6.0％、1.7％、5.1％，其中中国为9.0％、8.5％(中国统计值为9.1％)和9.0％，印度为7.3％、5.4％和6.4％[2]。2007~2009年独联体以外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家煤炭消费年均增长率达到6.82％，与OECD(-6.57％)、独联体(-4.02％)形成鲜明对比。亚太地区一次能源和煤炭消费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28％和6.33％，中国为7.91％和8.14％，印度为6.81％和8.11％(见表3)。毋庸讳言，亚太地区，特别是中印在金融危机时期低成本的煤炭的大量使用，与其经济能够保持较快增长有着直接关系。
在这期间发达国家却有着趋势相反的变化。以2008~2010年(2010年为预测值)3年的GDP增长率计，OECD国家为0.6％、-3.4％、1.3％，其中美国为0.4％、-2.7％、1.5％；欧盟为1.0％、-4.2％、0.5％；独联体为5.5％、-6.7％、2.1％；日本为-0.7％、-5.4％、1.7％[2]。与之相应，2007~2009年一次能源和煤炭消费年均增长率在北美为-3.34％和-7.03％，在欧亚区(包括欧盟和独联体)为-3.26％和-7.05％，在日本为-5.17％和-6.82％，它们的煤炭消费年均增长率比一次能源年均增长率有着更急剧的下降。
4 中印是近年经济和煤炭消费量增长最快的国家
4.1 中国的增长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当代，金融危机及其对经济的影响迅速波及每个国家，中国也不例外。但中国依托雄厚的积累、扩大内需的潜力，特别是及时采取了强有力的刺激发展政策，使得GDP等一系列经济基本数据虽一度降低却迅速止跌回升，并与其他国家形成巨大反差。据IMF统计，即使在全球GDP增长率呈负值(总体为-1.1％)的2009年，中国仍有高达8.5％的增长。由于中国整体保持了增长势头，特别是在调整结构中扩大了进口，不仅直接拉动了东亚经济和资源出口国的经济，而且也成为全球经济止跌回升的有效动力。美国财长盖纳特在访华前夕说：“中国的经济刺激为世界做出了榜样，我对中国过去数十年的改革所取得的成就非常仰慕”[3]。法国《世界报》2010年6月26日的一篇署名文章感叹：“‘多亏’了这场经济危机，它令我们终于明白，中国是世界经济复苏的必由之路”。
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是中国经济较快回升并保持较高增速的一个重要措施，但也加大了能源需求，在严酷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下，降低能源成本的要求更为急迫。尽管在此期间也注意到了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把节能减排放在重要地位，使煤炭在基础能源构成中的比例仍保持在69％左右，但煤炭消费量还是不可避免地攀升。2007~2009年中国煤炭消费年均增长率达8.14％，远远超过同期世界值1.47％；即使以1999~2009年的10年计，中国煤炭消费年均增长率也达8.88％，明显高于同期世界值3.84％。由于OECD国家煤炭消费量有所下降或上升很慢，中国煤炭消费量的上升使其占全球的比例明显上升，1999年为29.18％，2007年升至41.49％，2009年更是达到47.13％(见表4)。
4.2 印度的增长
印度本世纪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据IMF统计，在油价不断升高的2002~2007年，这个高度依靠进口的发展中大国的GDP增长率仍由5.0％增至9.4％，其中2006年曾达到9.7％；虽在全球经济衰退的2008年、2009年有所降低，但也达到7.3％和5.4％，明显高于世界同期值3.0％和-1.1％。笔者注意到，在后一时期煤炭消费量占其基础能源的比例仅略有降低，2005年为54.97％，2009年为53.42％；但煤炭消费年均增长率却呈升势，1999~2005年为5.23％，2005~2007年油价最高期间为6.79％，2007~2009年升至8.11％，明显高于世界均值，仅略低于中国。这造成该国煤炭消费量占全球的比例不断上升，由1999年的6.05％升至2007年的6.60％、2009年的7.50％。显然，经济发展碰到的更大困难迫使其更多采用低成本的煤炭，以满足对能源的需求。
中国和印度是新兴经济体和世界的最大煤炭消费国，正是在中印的带动下，新兴经济体煤炭消费量占全球的比例也不断攀升，1999年为45.14％，小于经合组织和独联体之和；在油价不断上升的影响下，到2007年升至57.49％；为应对经济困难在2009年达到63.71％(见表4)。
4.3 韩国的增长
作为一个特例，韩国经济与煤炭消费年均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值得关注。韩国虽是OECD成员国，但却是“后起之秀”，许多特点带有发展中国家的烙印，其高耗能工业仍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如粗钢产量居世界第六、汽车制造居世界第五、造船量居世界第一。据韩国网站报道[4]，2000~2005年其GDP年均增长率在4.0%~8.8％之间(仅2003年为2.8％)；油价最高的2006年、2007年也达到5.2％、5.1％；受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2009年降为2.3％、0.2％，而这两年OECD国家总体仅为0.6％、-3.4％。韩国1999~2005年煤炭消费年均增长率为6.20％，2005~2007年为4.38％，2007~2009年为7.20％，虽有起伏但总体呈升势，且均明显高于同期世界值。尤其是在金融危机期间，韩国煤炭消费年均增长率不但高于世界均值(1.47％)，且也高于亚太均值(6.33％)。与之相应，韩国煤炭消费量占基础能源的比例由2005年的24.4％上升到2009年28.9％，后一数值大于同年OECD国家均值且接近世界均值(29.4％)。
这一案例更有力地说明，在高耗能基础工业仍占据重要地位的情况下，遇到经济困难时加大煤炭的消费量应该是一个被迫但却有效的应对措施。
5 启示
我们常用世界、大区、国家在一个不短时期(如10年、20年或更长)的变化说明一种有代表性的发展趋势，这时有意识地淡化了短期内、局部性的变化及一些次要影响因素。但换一个角度，也可以选择一个较短时间段去分析能源或某种、某些构成的变化，它往往可以反映出某些特殊因素的影响。无论是一般性因素还是某些特殊因素都是客观存在的，都需要去认识、分析。文章即采用第二种思路，将近10年分为3个时间段，分析高油价，特别是经济发展受阻(伴随着不变美元油价为中等或偏低)情况下的能源构成变化，限于篇幅只能从煤炭消费量变化来探讨能源构成变化的某些规律或特点。
5.1 走向低碳能源的路是曲折的，不会一蹴而就
在人类文明和经济发展史中，随着生产力发展，可利用的能源从单一、低效向品种多元化、高效率方向演变。按居主导地位的能源种类划分，已经历了薪柴时代、煤炭时代、石油时代，不妨将其合称为高碳能源时代。石油时代之后是什么？这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有人说是天然气时代，笔者认为以天然气为主导的情况在全球范畴上很难出现，即使出现时间也不会太长。最好把石油从主导地位退下之后的时期泛称为后石油时代，考虑到其特点是多种能源并存，也可称为能源多元化时代[5]。
近年来，一方面对高碳排放可能引起气候变暖从而危及人类生存的担忧成为一股强大思潮[6]，另一方面不少人担心“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首先是石油)枯竭，因而希望快些结束高碳时代而进入无碳(能源)时代，一时“绿色能源”的呼声四起。各种理论模型的预测分析，特别是经济发展的实践已经展示出这个美好理想的实现绝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的。在高碳时代与无碳时代之间横亘着一个历史阶段———低碳时代，笔者认为它就是多种化石能源和多种新能源(或可再生能源)因地制宜发展的多能源时代。这个历史时期从全球考虑应依托科技的快速发展，一方面不断提高化石能源的效率并降低其对环境的污染，另一方面不断创新可再生能源的研发，使多种新能源在竞争中形成替代化石能源的能力，增加它们在能源消费中的比例，并相应降低高碳排放的石油，特别是煤炭的比例(相应地，天然气的比例可增加，甚至可超过石油)。
对占人口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则应首先彻底完成由薪柴、煤炭时代向石油时代的转变，而这就要求在一定时期还要提高石油、甚至煤炭的消费量和/或其在能源中的比例。显然，完成这个过程必须基于经济的较平衡发展。低碳时代要逐渐改变能源构成，不能寄希望于“革命”式的短期突变，而需要一个相对较漫长的历史时期，这可能需要数十年。作为一个时代历程，其发展速度可以在人们的大力推动下加快，经历的时间可能会有所缩短，但绝不能被逾越。这个过程可能是曲折的，在油价过高时期(2005~2007年)和经济发展受阻时期(2007~2009年)，全球，特别是亚太和非洲地区所出现的煤炭消费量的增长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证。
5.2 发展中国家相对倚重煤炭有一定的必然性
能源的发展、能源构成的演变是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不由人们的主观意愿所决定。从全球看，经济发展的极不平衡决定了不同地区、国家间能源发展阶段不同、能源结构类型不同。
多数发达国家正处于石油时代中期，即使是发展水平相当高的美国和加拿大，在2009年新能源也只能占很小的比例，基础能源中石油占37.6％、天然气占26.9％、煤炭占20.1％。若把核电、水电、新能源合称为一类，可以说以上4类能源“共分天下”。作为最发达经济体，也是金融危机策源地和重灾区的美国，虽然不断推出的各种新能源战略版本可以描绘出发展新能源的美好蓝图，但却也不敢忽视作为重要基础能源的石油和煤炭，而更强调提高其效率和使之“清洁化”。至于新能源的比例，奥巴马许诺在2012年“电能的10％来自可再生能源，到2025年可达25％”，仍未能改变4类能源“共分天下”的格局。而2009年美国水电已占能源的2.9％，届时水电以外的“新能源”还有多大比例呢？
多数发展中国家尚处在石油时代早期，即使是发展较快并在全球经济复苏中起到拉动作用的中国和印度，2009年煤炭在基础能源中的比例仍高达69.7％和52.4％。在印度和非洲尚有数亿贫困人口得不到电力和商品能源供应，还停留在煤炭、甚至薪柴时代。
世界经济和能源客观上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因而发展中国家不可能与发达国家采取完全一样的能源战略，更不能在面对共同问题时拿发达国家的“尺子”去卡发展中国家。文章的分析表明，在高油价，特别是金融危机时期发达国家陷入相当严重的经济衰退，到现在仍感到发展乏力、赤字严重超限、债台高筑，不排除第二次触底的可能。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从生存及保障社会稳定不可或缺的经济较快发展角度出发，以极大的努力支持基础部门(包括一些因高耗能而由发达国家转移来的工业)，在发达国家缩减进口，甚至采取贸易保护而形成的巨大竞争压力下，不得不寻求更多地使用低成本的煤炭。尽管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是多元的，但不可否认的是采取适合当前国情的能源政策是其重要的因素之一。可以说，更多地使用煤炭是在经济困难时保障经济较快发展而被迫采取的重要措施，是市场对不利条件做出的正确选择。没有这一系列的措施，不但不能保障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加剧发达国家的经济颓势。因此，发展中国家正确的经济(包括能源)对策，对全球经济的止降回升、顺利发展做出了贡献。而如果没有这些贡献，很可能直到现在全球仍在经济低谷中挣扎。在肯定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对世界经济走出低谷、对经济新格局形成做出重大贡献的同时，不能反过来又否定其促进发展的能源应对政策。
值得欣慰的是，在这一阶段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加强了对节能减排、煤炭清洁化利用及新能源发展的重视，对全球环境保护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以及韩国在近年加大煤炭的使用是正确的能源对策，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而相反，用发达国家的视角刻舟求剑似的指责、要求发展中国家是不符合经济和能源发展规律的，对发展中国家不公平，也不利于全球经济的发展。最后，笔者认为有必要指出，从能源发展总趋势看，降低煤炭的消费是一条必由之路。在这条曲折道路上因一时增加煤炭消费所带来的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可以在以后得到消弥。 |
